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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UP | 12th Jun 2012 | 一般 | (2 Reads)

來源:南方人物週刊

作者:彭淑

時間:2012年06月01日 14:43

原文鏈接點此

 

傅高義,生於1930年,社會學家,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,精通日文與中文,是哈佛大學與中國各界關係最密切的教授之一。1979年,他關於日本經濟崛起的著作《日本第一:對美國的教訓》曾產生很大的國際影響。研究中國的專著有《先走一步:改革開放中的廣東》等,被認為是了解中國及其改革開放的重要著作。最新作品為《鄧小平時代》。

 

“1979年,您發表了《日本第一:對美國的教訓》,據說這本書的結果,直接導致自《廣島協議》以後,日本經濟衰退10年,目前都尚未能從這片陰影中恢復過來。那麼我想請問,您現在又推出新書《鄧小平時代》,您希望這本書能給中國帶來什麼?”

 

5月15日,香港中文大學行政樓祖堯堂,正在舉辦由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中心前主任傅高義(Ezra F.Vogel)的《鄧小平時代》中文版(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)發佈會暨講座。一名男生手持話筒追問,惹來哄堂大笑。

 

圓桌的中心,傅高義用中文回答:“我寫這本書主要是為讓外國人了解中國,了解鄧小平。我認為鄧小平為了中國經濟發展,用韜光養晦的做法,希望跟外國搞好關係。他並不反對政治改革。但他要分析,要看時機,他的基本看法是對的。”

 

一如他在書中序言所說:“作為一個研究中國事務長達半世紀的人,我深知如果中國人和西方人能處理好他們之間的關係,世界的未來會變得更好,而這又要求雙方達成更深的理解。……2000年我從哈佛退休時,決定專注于研究在我看來對理解今天中國最為關鍵的問題:1978年後中國轉型的性質;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推動這場變革,又是哪些力量在抵制這場變革。成百上千萬的中國人在這場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中扮演了角色,但處在所有變化中心的人物是鄧小平。”

 

寫鄧小平並非易事

 

1962年,在獲得哈佛社會學博士學位後的第四年,傅高義第一次來到香港。這個俄亥俄州小夥想在這塊彈丸之地,“做一些關於中國城市與農村的研究”,由於當時中國大陸的封閉,收集資料是個難題。相比之下,在香港可以了解廣東,於是廣東成為他學術生涯的切入口——1969年,傅高義出版了第一部中國研究著作《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東》。

 

“我已盡力去研究中國,尤其是廣東,但鄧小平在1978年推動中國經濟改革時,我還是覺得自己在認識上沒準備好。”他說過,他對於三中全會後中國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不感驚訝,令他吃驚的是,“人民公社在1982年被廢除”。

 

從1973年真正踏入廣州,到1987年與妻子艾秀慈長達7個月的廣東之行,他所思所想,無不是為了將廣東的發展實況推向西方——1989年,傅高義發表第二本專著《先行一步:改革開放中的廣東》。為獲得翔實資料,他“跑過廣東七十多個縣,得到廣東省經濟委員會關於三十多個縣的簡報”。

 

然而,“寫鄧小平並非易事。1920年代鄧小平在巴黎和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,就學會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記憶力——他身後沒有留下任何筆記。……此外,就像黨的其他高層領導人一樣,鄧小平嚴守黨紀。即使在‘文革’期間和妻子兒女下放江西時,他也從不跟他們談論黨內高層的事,儘管他們也是黨員。”傅高義在書的前言《探尋鄧小平》中嘆惜,“遺憾的是,我從來無緣與鄧小平本人會面並交談。”

 

他只能通過仔細研讀大量資料,來了解鄧小平。

 

有人問,為什麼翻譯這本書,要歷時兩年,前後兩易其稿?

 

他回答,第一輪譯稿不為出版,而是為了拿給中國黨史研究專家提意見,“主要是兩個地方:當代中國研究所和華東師範大學。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一些人,我認為很不錯,但他們對很多事情非常謹慎,不敢隨便說話。”

 

“除了多次在中國的短期訪問外,我也有數次在北京較長時間居住的經歷……這使我有機會採訪到3類知情人士:黨史專家、高幹子女和在鄧小平手下工作過的幹部。除了幾位會講英語的中國人選擇用英語交談,其他訪談都使用漢語,沒有翻譯在場。”而他在哈佛的要職,也使他一直能夠“與諸多來訪的中國官員和學者交談,他們中有些人十分熟悉北京的政局”,其中包括“一批傑出的政治異見人士”。還有“在《炎黃春秋》上寫文章的一批人,杜導正、楊繼繩、已故的朱厚澤等”。

 

此外,他還採訪了一系列曾與鄧小平有過交流會晤的政壇首腦和商界領袖,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、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。當然,“還有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資深學者”,如亞歷山大·潘索夫——一位細心嚴謹的學者。

 

“為了更好地感受鄧小平經歷過的環境,我也在鄧小平一生中的重要地點分別小住數日:他的出生地四川廣安縣,打過8年遊擊戰的山西太行山,擔任西南局負責人時的基地——成都與重慶,以及1930年代生活過數年的江西瑞金。”

 

問題比成就更重要

 

2011年9月,《鄧小平時代》英文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。今年3月獲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萊昂內爾·蓋爾伯獎。

 

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王賡武認為,“這是一部關於‘變革’與‘適應’的多層次研究,其核心是講述一個人面對一場複雜而危險的革命時作出的反應。這個人的核心事業圍繞著歷史上最龐大的政治實驗的巨變——從一個混亂、絕望的農業社會轉變為今天的工業與製造業巨人。在這本書中,傅高義以出色的工作使鄧小平的視角變得可信,使中國的迷局變得可解,甚至那些次要角色也變得栩栩如生。”

 

華盛頓大學中國問題學者沈大偉也說過,“儘管其中許多資訊未必是新的,但這是我們首次看到它們全都匯集在一本書中,並以學者的角度加以客觀分析。”

 

倒是該書譯者,山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馮克利在其譯後感言中指出,“傅高義在全書的最後一章,簡單羅列出了鄧小平留給中國政府的種種問題。也許是為了突出鄧小平的成就,但他對此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。……我覺得這卻是全書中寫得最草率的一部分,傅高義似乎沒有認識到,鄧小平取得的經濟成就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將會繼續發生何種影響,與他的成功相伴隨的各種問題將會造成什麼後果,對於我們今天的中國人來說,也許比鄧小平取得的成就更重要。”

 

同時,他也理解傅高義為何不贊同將鄧小平稱為中國改革開放“總設計師”,而稱為“總經理”——“我從閱讀傅高義的書中得出一個感覺,鄧小平的第一考慮並不是改革。他首先考慮的是什麼呢?他的第一考慮,是在毛澤東給他留下的爛攤子上,為中國社會做一點實事。也就是說,他不是一個為改革而改革的人,不是改革的願望為他提供了行動的動力,而是行動的願望為他提供了改革的動力。”

 

5月15日,接受採訪前,傅高義還需埋頭完成“流水線作業”——給一堆新書籤名。一位女士走上前問,“10年來,您的生命是否與鄧小平交織在一起?”愣了片刻,他微笑道:“是,我的生命和他交織在一起。”

 

鄧小平舊事

 

人物週刊:1920年代中期,鄧小平去蘇聯學習,他發現蘇聯在實行“新經濟政策”,是否為他日後決定市場經濟奠定了基調?

 

傅高義:對,我是這樣分析的。我第一次聽到這一看法,是我訪問專家,跟他們談起1949年到1952年鄧小平的經歷。他們詳細地說,那時中國還沒有社會主義改造,沒有人民公社,沒有合作化,但有市場經濟。後來一個蘇聯人跟我聊起,鄧小平在蘇聯學什麼?他說,學新經濟政策——這種政策鼓勵小農,小工商業,甚至較大企業的發展。跟當時不少人一樣,鄧小平認為在共產黨領導下,允許私人企業和鼓勵外國投資,比資本主義制度更能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。“新經濟政策”的基礎,即共產黨領導下的市場經濟,類似鄧小平1949年到1952年在西南局當政時實行過、1980年代他又再次採用的政策。

 

人物週刊:1959年,鄧小平因為腿受傷未能參加“廬山會議”。你在書中寫道,有人猜測他是想逃避那場會議。據你所知,他真是想逃避?那時的他,對會上備受批判的彭德懷持何評價?

 

傅高義:鄧小平在1978年恢復工作後,很快做了一件事——為彭德懷平反。另外,我訪問過彭德懷的親屬。抗戰時期,彭德懷作為八路軍副總司令,一直戰鬥在太行山抗日根據地,鄧小平妻子卓琳也在那裏工作,鄧小平又與彭德懷共事多年,所以他們的關係很熟,他相信彭德懷。

 

有些資訊雖不是百分百可靠,但據認識鄧小平的人告訴我,他們估計他知道,如果他參加廬山會議,毛澤東肯定要他批判彭德懷,所以他要避免。我所知道的就這麼多。

 

人物週刊:我在書裏注意到一處細節:他在一封信中表示,他絕對不會對“文革”進行翻案;1973年,他重新當選中央委員,協助周恩來做外交工作,怎樣看待他的這些做法?

 

傅高義:我想當時鄧小平為了進入一個領導班子裏面,他知道他應該說什麼。當時毛澤東的權力太大了,要是不按照他的說法,人就沒辦法活著,也沒辦法做事。所以鄧小平只有聽毛的。有一個說法是,他了解毛澤東需要他說什麼,他就說什麼。他要找機會工作。可以說是一種政治手段。

 

人物週刊:有文章披露,80年代初期,中國嘗試政治體制改革階段,鄧小平的承受力是關鍵?

 

傅高義:關於制度改革,他試圖聽取群眾的意見,但還是比較謹慎。他一直說法制好,但政治體制改革,應先有和平的計劃。他看到“文革”動亂,社會不穩定,沒辦法發展。所以我想,他要考慮時機,但肯定是先求穩。

 

人物週刊:你還談到鄧小平的南巡講話,“迫使”官員配合其經濟改革的步伐。為什麼用“迫使”這個詞?

 

傅高義:鄧小平去上海時,江澤民是上海市委書記。早期江澤民在北京時,也與鄧小平有打照面。他了解江澤民在上海做了些什麼工作。1989年以後,領導階層士氣不高,亟需外面的新鮮血液,他選擇江澤民做接班人還是比較符合邏輯的。

 

1988年9月,十三屆三中全會正式開始實行緊縮計劃。為結束通脹,政府降低了增長目標與支出,減少貨幣供應,收緊和強化財政控制,努力消除財政赤字。黨內氣氛不允許鄧小平扭轉這一保守經濟政策,但他還是認為,只有經濟快速發展才能維持民眾的支援,避免像東歐與蘇聯一樣解體。

 

1991年,黨內開始籌備第二年的中共十四大。鄧小平拿出了他的慣用手段:不把時間浪費在爭論上,他要採取行動爭取支援。他感到南方會支援他,他要把改革開放大膽繼續下去。一個快88歲的老人有這樣的魄力,我認為這是了不起的事。

 

了解鄧小平的思想,就要實事求是

 

人物週刊:鄧小平是否預料到今天中國的貧富差距?他會怎樣看待現存的腐敗問題?

 

傅高義:對於貪污腐敗,我認為他可能會制定比較高的標準。早期,他設定過一些標準防止貪污出現。1978年,他看到很多幹部怕出錯——“文革”影響還在,很多人害怕因為做事被打壓批判。他認為自己不能太嚴苛,否則幹部們不願做事。為了發展,他需要敢做的一些人。所以要是有人因為敢做,犯了一點錯,他不會管。之後,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。

 

當年他提出“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”。如果他健在,他可能是讓先富起來的人多幫助還沒富起來的人,我想他會做得更激進,因為貧富差距,現在確實厲害。

 

人物週刊:你的這本書對於今天的中國領導人有什麼參照價值?

 

傅高義:鄧小平一生起伏很大。低潮是在1969年,他與家人被驅逐離京,下放江西。在“文革”中,他學會了如何控制情緒。

 

我認為他非常能幹。不僅經驗豐富,還把政治工作做得這麼漂亮。恐怕在1978年的中國,不會有別人可以一樣成功。比如取消人民公社,很多人會反對,但他的做法非常漂亮;他的確批評毛澤東在後期的一些錯誤,但又採用“三七開”這個說法,這是非常聰明的。

 

我想沒有一個人分析國家問題的能力比鄧小平更強,他不論是對國情,還是對外國都很清楚。開放搞活,向外國人學習,不要爭論,一起做一些事情,這些還是值得學習的。

 

人物週刊:你曾評價鄧小平強勢、堅定、有條理。而性格上的特點會不會也是一把雙刃劍?

 

傅高義:我想他有一個缺點,他想(握拳狀)太快去做事。打仗時,有領導人想更了解情況後再下決定,他說你要想得這麼詳細,時機就晚了。很多事情還不知道,但是要馬上去做。這可以說是優點,也可以說是缺點,他就是這樣一個人。

 

有人問他,你是一個土八路嗎?他說,那我就是土八路。土八路是什麼意思?不要爭論,很簡單地去做事,解決很多問題。他是個解決實事的人。

 

人物週刊:國外也有書評認為,你沒跳出對鄧小平的讚美?

 

傅高義:我要做的不是批判或向鄧小平道歉,而是真實地還原這個人,去解釋他為什麼那樣做。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務實的領導人,在地方事務、國際關係和一些黨內事務上都有建樹。

 

同樣強調政權穩定,為什麼他和毛澤東那麼不同?毛澤東是革命領導,鄧小平在沒有實權的情況下難以發動人治理好國家。從發動“文革”期間所做的事情可以看出,毛澤東不怕亂。而鄧小平長期深入前線,做實際工作,他會考慮哪些對這個國家有利,他會著眼做這些大事。1959年左右,鄧小平就與毛澤東有了分歧,雖然毛當時一人獨大,但鄧在思想上已不再贊同毛的那一套。

 

如果拿鄧小平與周恩來作比較,我認為周更注重細節,他知道如何妥協來做好管理國家的工作,他支援毛澤東搞“文革”。鄧則更為直接,打仗的經歷對他性格的形成很重要。

 

陳雲是個細心管理國家財政的人,他很謹慎。有時我覺得,鄧小平想發展更快,如果沒有陳雲來控制,可能會發展過快。他倆是相互平衡的,陳雲在那一時期是不可或缺的。

 

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,中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,確立鄧小平為黨內頭號領導人。而這不是他決定的事,會議開始的四五天,他不在場。我認為他是想當領導人,但我沒看見他為此積極運作的具體活動。

 

那年9月中旬,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》與“兩個凡是”的爭論剛熱。我聽人說,鄧小平出席北韓勞動黨建黨30週年慶典回來,途經東北三省時,發表講話,說中國需要的不是“兩個凡是”,而是開放。在吉林省黨員幹部大會上,他批評鼓吹“兩個凡是”的人,說他們沒有領會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“實事求是”。

 

我覺得中共的政治文化跟美國不同,中國領導人做法與美國不同。美國領導人會說,要是我當了總統我會怎麼做。但他沒有這樣明說。我估計,他當時包含的意思是,我能當那個領導人。

 

人物週刊:你在書中說,“鄧小平認為戈巴契夫是個傻瓜”?

 

傅高義:(做了一個鬼臉)這是鄧質方對一個美國熟人說的。當年,戈巴契夫要先搞政治改革,再搞經濟。但鄧小平認為他是誤入歧途,認為“他將失去解決經濟問題的權力。經濟問題解決不了,人民會把他撤職”。鄧小平推進經濟現代化時喜歡講“摸著石頭過河”,其實過往經歷已經使他對如何過這條特別的河形成了若干信條,其中之一就是必須堅持黨的領導。

 

人物週刊:鄧小平後代看了這本書,有沒有致電給你?出版前,他們有沒有提出看稿?

 

傅高義:我曾把《鄧小平時代》英文版寄給鄧榕。她沒有直接回復我,但據認識她的一個人說,她收到書後很高興。她沒說書寫得對不對,我估計有些事情,她不一定會同意。我希望他們認為我是認真的,盡可能在客觀分析問題。希望他們能說,想不到一個外國人能了解這麼多、這麼全面。

 

人物週刊:這本書何時在大陸出版?若遇刪節,怎樣處理?

 

傅高義:已有大陸的數家出版社與我聯絡。至於最後需要我刪節多少,我還不知道,到現在還沒決定。我喜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所出的中文版,他們完全按照我的原意,沒有任何因為政治原因改動原文。我希望在大陸出版時,儘管因政治因素要做一些調整,但還能基本符合原樣——特別敏感的事情,大陸的出版社可以刪掉,但一定要給我看。如果我不允許,他們也不能這樣。我們要了解鄧小平的思想,就要實事求是。